《福布斯》：沃伦，请你先谈谈吧。非常富有的家庭在培养孩子的时候如何让他们分享家庭的价值观呢？你在自己家里是怎么做的？你成功地养育了三个孩子，他们在慈善领域都很活跃。

沃伦·巴菲特：我家孩子的成长过程非常正常。我的意思是说，他们和我一直都住在我这辈子拥有的唯一房子里，也是我最早拥有的一所房子，那是我在1958年买的。所以，他们没有搬到豪华住房的经历，他们也没有乘坐过私人飞机。他们坐公共汽车上学。在奥马哈，巴菲特家庭的每个成员上的都是公立学校。他们的学校就是他们的母亲上学的学校，他们上的中学也是他们的母亲的母校。

按今天的美元计算，我们居住的是家庭年收入大约7.5万美元的社区。所以，他们从没觉得我们的经济条件与别人有什么不一样。

《福布斯》：随着你财富的不断增加，你是不是刻意不去改变生活方式呢？

沃伦·巴菲特：不是，我只是过我想过的那种生活，我妻子也过她想过的生活。我们的孩子就是在那样的环境中长大的。

我们想要的东西都有了，我们对拥有很多财产并不着迷。我们很享受自己的生活。我们的房子就是活动中心，对我女儿的朋友们来说尤其如此。我们的邻居也没觉得我们有什么特别的。他们可能对我干什么营生有点奇怪，因为有6年的时间，我连一间办公室也没有。

在那6年里，我一直在卧室边的一个房间工作，既没有秘书，也没有簿记员。所以，我们的孩子没有机会对金钱形成与众不同的认识。

《福布斯》：彼得，当你最初看到你父亲登上《福布斯》美国富豪榜榜单的时候，你是怎么和你父亲求证这一点的呢？他又是怎么教导你的呢？

彼得·巴菲特：大概就是那时候，我们知道了我们家有多少钱。当时我20岁左右，我妈妈有一天和我谈到了这件事，因为他确实登上了富豪榜。我们对此一笑置之，因为我们觉得：“噢，这是不是太好笑了？你知道，我们知道自己是谁，可现在，人们对待我们的方式却大不一样了。”那是个神奇的转折点，但算不上一个重大转折，因为我们并没有生活在一个人们会炫富的世界或者文化背景中。我们的朋友像我一样对此大吃一惊。

沃伦?巴菲特：那时候，孩子们已经有了自己的朋友圈，他们了解朋友们，朋友依然还是朋友，因为朋友们喜欢他们，而原因并不在于他们是街区富人家的孩子或者别的什么。

《福布斯》： 玛丽莲，你的情况稍有不同。你是家族企业的第二代，家业是你父亲在你还是孩子的时候积累的。当你开始掌管卡尔森集团的时候，你可能就得面对“我怎么培养富豪家庭的孩子呢？”这个问题了。

玛丽莲·卡尔森·尼尔森：不像坐在我旁边的甲骨文公司（Oracle）老板——他只是走进了楼上的一个房间就把稻草变成了黄金——我爸爸是个创业者，梦想着能建立一家公司。他的起点非常低微。他来自一个瑞典移民家庭。我们外出吃饭时，如果我们点的菜里不包括甜点，他就会问我们，也就是问我妹妹和我，我们是否想点甜点。如果我们说想点，他就会对我们面露不悦之色，并给我们上一堂复利课。（笑声。）我们曾反复经历这个过程。同样，关于是把钱投资到公司里，还是用来暑期度假的问题，我们也要投票决定。我们这一方有三票：我母亲、我妹妹和我，他只有一票。所以，我们有时候确实能不时外出度假。

时光渐渐流逝，后来，三个家庭——我妹妹家、我家和我爸爸的家——比邻而居，他的守旧作风也会在其他情况下显现出来，比如说，当他驾车经过我家门前时，他会叫住我问：“你们要举办晚会吗？”我回答说：“没有啊，为什么这么问？”他说：“因为我看你们很多灯都开着。”

所以，我觉得，对金钱的尊重无疑一直与我们的成长过程相伴。我的孩子们也是在一位创业精神表露无遗、对企业经营充满激情的祖父的眼皮底下长大的。每个星期日，从教堂回来后，他都会在我们两家中的一家门前停下脚步，他会问孩子们：他们注意的是什么？环境清洁吗？人们和善吗？他们友好吗？之后，他会说：“身在服务业是件多么令人高兴的事啊！”这已经成了最让他激动的事情。这也是这个家庭的志趣所在。

另外，他还经常谈起，最好的慈善事业就是创造工作机会。所以，每当一家新酒店或者一个地产新项目开业时，对他来说，我们创造了多少工作机会都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家有一个口口相传的家史，他留下的信条是：“无论做什么，都要做得有尊严；无论走到哪里，都要像一个领袖，都要有担纲领导者的勇气；无论何时，只要你为人们提供服务，都要充满关爱；无论何时，只要你心怀梦想，都要全力以赴去追求；并且要富有创新精神，永远不言放弃。”

我们的下一代只有7个孩子，所以，我们提供的工作岗位绰绰有余。我女儿刚刚担任职董事长。她像我一样精力充沛，我认为，让他们担任适当的职位并信任他们很重要。我们的家庭成员都是公司董事会和基金会董事会的成员。

我认为，我们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家人进行的实地考察。我们会登上同一辆客车，全家一起去实地考察。我能感觉到他们面对公司生活和慈善事业生活时的不同感受，当面对公司事务时，比如，当我们在利比里亚的一家酒店开张营业时，当我们在非洲开办的某些酒店开业时，他们会观察这些业务对我们的意义，而当我们捐助的时候，则会为他们赋予目标感。

《福布斯》：莉泽尔，你是在普利兹克家庭长大的。当你还是个孩子时，为了弄清你的信托基金运作问题，曾向父亲和亲戚提起诉讼。这件事把你带上了现在所做的部分工作。请谈谈你是怎么继承财产以及如何使用它们的，还有，是什么样的家庭价值观让你走上这条路的呢？

普利兹克·西蒙斯：我家在芝加哥，作为财富的继承人，我从在芝加哥成长的过程中了解到的一点是，我知道自己来自一个非常乐善好施的家庭。

我还记得上三年级时去芝加哥艺术学院（Art Institute）普利兹克画廊（Pritzker Gallery）的情形。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慢慢意识到，自己来自一个对待公民责任非常严肃的家庭。我看到，这个价值观已经传递了几代人。

作为财富的继承人，我始终要弄清的是：“好了，恰当管理这笔财富的责任是什么呢？我怎么才能和人们一道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呢？”因为我有条件在年轻时就做这些事情，所以，我一直把它当作一个工作来做。

所以，我开始从事志愿活动，开始在小额信贷机构实习，开始旅行。后来，在与很多同仁和很多非常富有智慧的慈善家会面和交流以后，我决定将我资产的一部分拿出来成立一个基金会。不过我当时觉得，24岁的我还没有能力管理那个基金会，所以，我让我母亲担任董事长，我担纲副董事长。我们一直在共同管理那个基金会。我们启动了很多国际教育计划，与联合国也有很多合作，那些项目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果。

不过我并不认为因为继承了金钱才让我成了乐于助人的慈善家——而是因为那是一项我必然要从事的事业。那是一种能力，是你必须学会的东西，是你通过向他人学习、通过实际去做而习得的能力。所以，我很高兴从事这项工作，在短短几年的时间，我就在自己一直从事的工作中看到了错综复杂，看到了项目的启动和完成，看到了良好的公私伙伴关系的形成过程，看到了私营部门在推动慈善事业上发挥的巨大杠杆作用。我认为，我从很年轻的时候而不是等到年龄更大的时候就有机会学习并开始慈善工作，对我们一直从事的工作很有好处。

《福布斯》：沃伦，请谈谈你是什么时候决定将大部分金钱捐助出去，你是怎么决定让孩子们拥有多少资产，以及为什么决定要让孩子们管理基金会的。

沃伦·巴菲特：我是在我和妻子20多岁的时候做出的决定，也就是我们应有尽有的时候。我一直对她说，我们有很多钱，她总是以笑声回应我。

我们一直在想把金钱捐赠出去。我们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成立了家庭基金会。另外，我们还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尽管我们有了个规模庞大的家庭基金会，可让三个孩子各自拥有一个基金会同样很重要。

我曾看到过有些基金会问题频出，因为有3个、4个甚至5个孩子都在基金会董事会任职，不时会发生有人觉得自己的兴趣受到了冷落之类的事情。这类问题会越来越多，随后，有人开始念叨其中一个人曾在6岁的时候扭伤过猫尾巴（笑声），你知道，这样的问题会愈演愈烈。

所以，我想大概是25年前吧，我们拿出了金额不大的一部分钱，每个人都得到了一份。不过在90年代末，我索性成立了三个基金会，之后在圣诞节的时候把这三个基金会分别送给了三个孩子。每个基金会的资金最初都是1,000万美元，不过我们告诉他们，资金以后会更多，而且我们不会对他们的运作结果相互比较。在慈善事业领域，谁知道什么样的行动以后会取得成功呢？所以，我们会逐渐为他们增加资金，不过为每人增加的资金相同。

我没有在那些基金会的董事会任职，我妻子也一样。基金会完全让他们自己去运作。我们增加了几次资金，去年，在我生日那天，我将每个基金会的资金增加了一倍。我在BerkshireHathaway.com上的信件中说明了我希望孩子们干什么，我告诉他们，我希望他们经历一些失败，如果他们未曾失败，就做不成重要的事情。我为他们三个感到自豪，我知道，他们用这些钱干的事情也会让我自豪的。这是一种很简单的方法。

《福布斯》：彼得，你那时候的感觉如何呢？

彼得·巴菲特：2006年3月，我姐姐给我和妻子詹妮弗（Jennifer）打来电话，她问我们：“你们身边有传真机吗？”我走到一台传真机旁边，发过来的传真说的就是我爸爸要做的这件事。之前我们没有交流过。

是的，我们真的有过一个规模很小的基金，之后，从1999年开始，逐渐变成了一个大基金。在6年左右的时间里，基金的规模从1,000万美元增长到了1.2亿美元。毫无疑问，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想，他是要用这份“大礼”来促进我们取得成功，2006年，我们把基金规模的突然增长称为“大爆炸”。不过我们对基金会确实没聊过什么，所以，我们必须尽快安排好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福布斯》：你是怎么确定自己想资助什么领域的呢？

彼得·巴菲特：这是个很花时间的工作。詹妮弗和我一起做，这样非常好，因为我有自己的职业。这是我要面对的另一个问题——我有自己的生活。我有自己喜欢的生活，我每天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可突然之间要面对这么一大笔钱，单就资金规模而言，可说是超乎寻常，当然，我不会用“艰难”这个词来形容运作它的难度，可它确实会把我的精力从自己喜欢的地方拉走。

我们用了两年的时间去悉心倾听。我们当时也在纽约，那段时间就像在上大师班，因为我们能和任何我们想与之交流的人交流。你知道，那是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因为你拥有一个10亿美元的基金，所以，你的笑话也变得更可笑了，你在别人看来也更帅了，真的是那样——它是有魔力的。

《福布斯》：人们很愿意很你们见面。

彼得·巴菲特：是的。我们非常尊重别人的时间和精力，不过我们还是要和他们会面，因为我们可以从中学到很多很多东西，而那些是无价的，的确是无价的。

《福布斯》：在从事慈善事业的冒险历程中，你们经历过你爸爸希望的失败吗？

彼得·巴菲特：当然。我觉得如果你不站在边缘，就占用了太多空间。我们一直在努力做工作，我知道，其中的有些工作不但会失败，而且有些工作还会耗费很多时间。我很清楚，有些工作需要10年、20年的时间才会看到结果，而有些代际变迁我们永远都不会看到了。这是另一个主题：时间跨度对我们是个重大问题，但事情在以良好的方式发展。

《福布斯》：鼓励孩子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有多么重要呢？

沃伦·巴菲特：我们从没有提过具体建议，不过我想，他们确实传承了他们的母亲和我都认为很有意义的价值观。我对我父亲最感激的一点是，无论我做什么，他都会支持我。他没有让我延续他的生活，我也想把它传给我的孩子们。

《福布斯》：莉泽尔，你的家庭对你从事的慈善事业有多大影响呢？

普利兹克·西蒙斯：对这个问题，我要说的是，我自己的旅行以及我自己的研究对我倾注更多热情的事情影响更大，不过慈悲为怀的一般理念，也是家庭对你的期望，它是我们家庭观念的重要一部分。这一观念在我们家庭内无处不在。

还有一点：当我与同为财产继承人的同仁交流时，我觉得我们看到的最鲜活的例证就是帕丽斯·希尔顿（Paris Hilton）的胡闹，再有，我们需要谨记的是，不要成为“信托基金宝贝”（trust fund baby），如果你是个巨额财富继承人，人们自然会想到这个词。但是，你可以将这个身份转变成影响力，利用你的社会资本、知识资本、慈善资本和你的投资资本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并鼓励他人和你一起行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