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会是任志强和王巍创办的，名流云集。

去年春，任志强去天津参加一个活动，在京津城铁上发了一条微博，向粉丝报告行踪。这条微博让王巍看到了，王电任：你参加完活动能不能到金融博物馆来做一次论坛？任说：可以。

金融博物馆是王在天津市政府支持下搞的一个纯公益民办博物馆，目的是普及金融知识。为吸引社会大众走进博物馆参观，还办了一些讲座、论坛。任去讲当代公民社会责任，反响不错。后来他又去了两三次，与王越谈越起劲，二人遂达成共识，要把金融博物馆的论坛发展成为一个书院。

问题是,两人都没办过书院，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他们开展各种各样的社会教育活动，包括到大学讲座。讲座搞多了就发现，可以以读书会形式固定书院日常活动。

“我们的社会盲从行为太多了，很多人都认为应该学先进，别人怎样我就跟着怎样，我们请的嘉宾会告诉大家，你不要跟我学，你学不了。既然你不可能学我的具体做法，学什么？要学独立思考问题的方法和习惯。我们不是要灌输什么，是要唤醒所有人的自我意识和独立意识，这可能要比灌输某一个主义更好。”在任志强看来，国民读书的数量、质量、广度都与国家是否能强大有密切关系。读书人多了，这个社会就会更加理性、多元、进步。

金融博物馆读书会在中国不算创举，读书会开办前，欧美同学会2005读书会、共识网读书会等都已有影响。但这些读书会属于沙龙性质，只对圈内人开放。“我们就是要打破局限，不是要为某个圈子服务。”任坚持要把金融博物馆读书会办成“对社会完全开放”的公益组织。

读书会没有固定组织机构，所有的组织者都是义工。任名义上是理事长，主持人除了他和王巍，还有张树新、王维嘉等几个人，平时各忙各的，办读书会那一天商量着错开时间来主持。渔童是读书会秘书长，她是任志强、王巍的朋友，有在文化行业从业经验，对任、王的理念高度认可。平时她带着一帮志愿者张罗读书会具体事务。她现在手里掌握着一个将近150人的志愿者数据库，办会前就从数据库里挑选七八个铁杆儿跟她跑。

请谁来当嘉宾，是任志强他们几个人的事儿，但原则是大家早就定好了的，就是涵盖范围要尽可能广泛。所以，他们不仅会请许小年、张维迎、陈志武等谈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会请前驻美大使周文重讲中国的外交战略，还会请历史学家沈志华揭密朝鲜战争真相，请朱学勤讲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请金雁讲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请袁伟时讲对辛亥革命的再认识。

因为是纯公益活动，读书会对听众免费。书院会在微博上面向公众公布活动信息，公众通过微博提交报名申请。现在每一次至少都有两三千人报名，多的时候报名人数能达到七八千人，而北京读书会场地座位不到300个，秘书处只能在场内加一些小板凳，实在不行就只能让大家坐在地上或站着听。即便这样，秘书处也必须把现场听众数限定在500人左右，否则安全隐患太大。

任志强最初觉得过道里、讲台边都坐人不太好，嘉宾上台都要从听众的腿间走过去，总是不太雅观，但现在反而觉出了这样的好处：可营造出嘉宾与听众不分你我的亲密气氛，有利于台上台下互动交流。读书会坚持要实现互动，每场读书会，一半时间是主持人挑动两个嘉宾唱“二人转”，一半时间是听众向台上嘉宾提问，提问内容不限。当然，听众有权力不同意嘉宾的回答甚至表达不满。读书会现场座位的设计就会给听众一种强烈的心理暗示：台上那几个家伙并不比你高一等。事实上，这里的嘉宾席极低，差不多与听众席第三排平齐，而听众席类似阶梯教室，也就是说，第四排听众已经可以俯视嘉宾了。

到目前为止，金融博物馆已有三个，天津的叫中国金融博物馆，苏州的叫中国基金博物馆，北京的叫国际金融博物馆，上海的馆正在建。读书会从去年7月份举办，有时一个月办一期，有时一月两期。三个馆如今搞了20多场。据渔童统计，截至目前，书院微博粉丝超过10万人，报过名的听众有7.7万人，到过现场的听众有1.1万人次。按几个发起人的设想，以后金融博物馆开到哪里，读书会就要办到哪里。金融博物馆书院有两个子品牌，“一正一邪”，正的就是读书会，邪的叫“人在江湖”，后者会邀请更民间的人士去讲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首讲在11月1日下午，主讲作家土家野夫。

凡办实事，总需花钱，钱从何来？

第一个掏钱的是任志强的华远地产，它为北京的读书会免费提供场地，还花了1000多万配置了一套视频演播设备。但仅靠发起人单边投入显然很难持续，任一开始就决定要向企业募资。第一期与腾讯合作，此后与新浪合作。新浪每期出3.5万元，并为读书会提供微博支持和视频直播。今年4月份开始，读书会把每期的内容制作成光盘出售，每张售价30元，但因为制作数量不大，所以灌制成本不低（每张近10元）。此外就是上述读书会现场的红酒拍卖活动。新近与读书会签约的是央广传媒，每期出1.5万元，买读书会部分版权。

“我们每次大概有五六万块钱的费用，如果没有央广这一万五，我们还要略赔一点，现在基本上打平了。”任说，目前还有几家电视台想与读书会合作，但合作条件没有谈好，因为有些电视台想把读书会的版权买走。读书会和电视台、电台合作还遇到两个问题：一，它们没有那么多时长给读书会，两集电视剧一般才一个半小时，读书会一次是两个多小时，很多精彩内容难以压缩；二，读书会部分内容不适合在传统大众媒体传播。最容易操作的是出版系列图书，他已着手在与出版社商谈。

金融博物馆读书会在北京、天津、苏州的火爆引起了很多地方的兴趣，如今有14个城市相关人士和读书会秘书处联系，希望读书会办到他们那里去。但读书会的组织者都是志愿者，很难固化，更难铺开，任也不考虑成立一个专职团队加大运作范围。“我觉得它应该是个火种，能点燃不同城市的人有同样的想法和行动，就很了不得。现在有些地方已开始做类似的读书会，可能他们不如我们实力强，我们请的张维迎、许小年是全国都有名的，他们可以请在当地比较有名的人，在当地也能起到同样的作用。”任对读书会的运作模式持一种为而不有的态度。

李泽厚说：“启蒙尚未完成。”启蒙运动倡导的核心价值—理性和个人意识的觉醒，与任志强所强调的“独立思考”有一定相似之处，任正在做的，也是自觉承担起企业家的启蒙责任。

这并非臆测，事实上，任对此有充分自觉。“我们这代人曾非常盲从，直到文化大革命才突然开始怀疑、反省，随之茫然，改革开放以后重新认识这个世界和社会，确立自己的信念。我们希望现在的年轻人不要再走这些路，一开始就不要盲从。”

年轻时的经历使他认识到启蒙的必要性，这些年经商的经历更使他决定及早行动。他不认为自己以前是企业家，现在勉强可以算是了，因为华远集团是国有企业，他以前是集团董事长，现在只是上市的地产公司董事长。“在国资体系里，我们在下面做的是企业家的事儿，对上面做的是丫鬟的事儿。我们递上一个报告，可能一个小处长甚至科长就给你否决了。我是从社会公民的角度来做公益的，不当集团董事长以后，我可以拿出更多精力做公益。一个平民，没有财力做依托的话，很难做公益，所以我可能还要依托企业做大量公益。”

他有浓烈的精英意识，但他不认为这与他“红二代”的出身有关系。“很多人以为，因为我们是‘红二代’，所以今天才如何如何。他也不想想，我父亲是部级干部，我怎么会混到北京市西城区的一个企业当个头头呢？我的工作跟我父亲有什么关系？我们的父辈确实都是大官，可是等我成年的时候，他们都已经下台了。 ‘红二代’多了去了，为什么有人行有人不行啊？我们能够成为精英，或者能比别人更强一点，是因为曾经受过一段很好的教育，我们有独立闯世界的能力，完全脱离父母去插队时不满18岁。”

这个把自己定位为精英的人曾经是“人民公敌”，他多年前的言论虽然后来大多数都被人们接受了，但当时这些话让公众听起来实在刺耳。众所周知，他有一个绰号“任大炮”。表面上看起来，他也不是那种有亲和感的人，他标志性的眼神是45度角俯视加斜视。但细心的观察者不难发现，近几年来，他已经不怎么“放炮”了。

任是有名的“微博控”，如今又组织读书会，他是否在有意识地与公众建立更适当的交流方式？

他否定了这个猜想，说自己是被动的。早期只有媒体能发出声音，媒体大部分时候引述他的话会忽略具体语境，媒体断章取义，所以他总是遭人误解。有了博客以后，他就通过博客纠正一些片面说法，有一部分人就会改变对他的看法。但博客还是被动性的，只有点击了他的博客才能知道他的原话。到第三个阶段，微博出现了，微博是互动的，媒体引用他的话的同时他也可以把他的原话贴出来，大家一看，原来是这样。“因此微博出现以后，民众的观念就发生了很大变化。我经常跟粉丝交流，互动效果非常好，这样就避免了媒体单方面的控制舆论。”他认为网络技术的进步、自媒体的产生，有助于多元化社会形成。

在读书会上，马云说： “我觉得人生最最重要的事，第一是自己，第二是家人，第三是朋友，其他都是瞎扯。很多年以前，我心怀世界，非常累，后来我发现只关心自己的公司就好一些，如果只关心家人，只关心自己，越往这边走日子越来越好……到今天我越来越明白，人应该明白钱和权是绝对不能混在一起的，这两个东西混在一起就是炸药和雷管放在一起，一定会爆炸。今天你不玩儿这个死，玩儿这个必死！”

在任看来，马云这么说意在反讽，并不是真不关心社会进程。“一个企业家如果真不关心社会问题，是赚不到钱的。只有推动社会进步的东西才最容易被大家接受，最能迅速占领市场。马云建议大家别多看书，其实他说的也是反话，他是说你要选择对自己有用的书或者自己喜欢的书，不要教条主义，不是别人说什么就什么，不要假装把自己弄得很崇高。”后面这句话，他在10月26日晚做终场点评时也曾再三言及，并多有发挥。

马云说话讲究策略，但任从来是百无禁忌、单刀直入，他不怕引起各方面不快。“人活着就是要做一些对社会有益的事情。商人追求的是财富，企业家追求的是价值，这是巨大的差别”。

他认为自己的努力是值得的。采访中，他向本刊记者透露，全国工商联19个协会都会逐渐变成完全社会化的独立协会，并购公（协）会是第一个独立的，房地产商会已经“是单独注册的，有法人执照，有执照以后就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他给我看了房地产商会不久前刚领到的社团法人执照复印件，随即点燃了一支“中南海”，自得之情溢于言表。

中国当代企业家中，任的选择并非孤例，另一个人是秦晓。三年前，秦晓从央企招商局集团董事长位子上退休以后，成立了旨在推动思想启蒙的博源基金会，并组织出版了数十本图书。这二人都是所谓“红二代”出身，都有国企工作经历，都对推动社会变革充满热忱，他们还是朋友，秦参加过任组织的读书会，任也参加过博源基金会的很多活动。

这两个人的历史镜像，有几分像清末的郑观应。郑实业家出身，著有《盛世危言》。